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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诗经》从产生之日起，就是贵族子弟的教材。周代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进行的，当时的习礼、习舞、习乐等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。周代的学校，大概分国学和乡学两级。国学即天子之学，是当时的最高学府，以诗、书、礼、乐为主要学习内容。其中“乐”包括音乐、诗歌、舞蹈等各方面。据《周礼》所载，大司乐向国子传授“乐德”“乐语”“乐舞”。其中“乐语”之教包括“兴、道、讽、 诵、言、语”，“讽”与“诵”主要讲的是诗歌教学，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，创作诗歌。当时，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，应用范围也很广泛，祭祀、宴饮等场合都要歌《诗》。《诗经》和礼、乐结合在一起，逐渐成为社会伦理纲常的一部分。《礼记·经解》云：“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。”唐代的孔颖达在《礼记正义》中解释“温柔敦厚”说：

　　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“《诗》教”思想，提出“以意逆志”等诗学主张，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“以意逆志” 就是说在读《诗》时，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。孟子的弟子咸丘蒙曾问孟子：“《诗》云：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’而舜既为天子矣，敢问瞽瞍之非臣，如何？”孟子答道：“是诗也，非是之谓也。劳于王事，而不得养父母也。曰：‘此莫非王事，我独贤劳也。’故说《诗》者，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。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”(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）孟子的意思是说，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绝对真实的具体事件，《小雅·北山》“普天之下， 莫非王土”的意思，是说世人都应为王事尽力，而别人做得少，自己做得多，乃至不得奉养父母，主旨不在于“普天之下”云云，不要因为这句话而影响了对于诗人情志(孝道)的认识(“不以辞害志”)。此后，“以意逆志”一直是我国诗学理论的重要原则。

　　明朝建立后，从京师到府县直至农村地区，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学校教育体系，普及程度为唐、宋所不及。科举制度更受重视。学校教育中竭力推崇官方哲学思想程朱理学，把《五经大全》《四书大全》和《性理大全》作为钦定的学校教科书。到了永乐年间，《四书大全》《五经大全》便成了学校教学的主要课本。明代东林党人高世泰题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楹联“身教莫如礼，言教莫如诗”就说明了这一点。在整个《诗经》学史上，以伦理道德说《诗经》占据了主流，而明代的《诗经》研究，却最见性情。尽管当时的正统教育，仍把《诗经》作为寓有圣人伦理纲常教义的圣典，然而在更多的凡夫俗子的眼里，它已变成了一部表达古人情怀的“性情”之作。